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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李铁等多位经济学家表示，数字化转型未来将在我国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要素的正确应用，关键在于如何把新的技术创新变成改善供给侧效率的动力；同时，外部环境变化让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长期研究关注、科学应对。本文为采访实录。
张雪琴：从宏观经济视野来看，数字化转型浪潮在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数字竞争力提升、重塑未来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新版图方面将产生什么样的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重点是改革不是调结构。最近中央连发文件，要推进改革，但地方上也有人关心讨论的不是改革，而是如何才能增加需求，包括加大投资，这些都还只是在考虑需求侧的问题。只关心需求侧，一定会导致新的问题。以消费券为例，仅是一定程度解决短期问题。
此外，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后来变成了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结果短期内是对大企业很有帮助，比如国有钢铁、煤炭企业收入大增，但造成的问题是中小企业生存困难，企业职工收入无法提高。
因此，大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还是存在很大的误区。结构性改革不是调结构，是市场化改革、法制化改革，改革以后提高效率，效率背后也是市场积极性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警惕把供给侧改革混谈为调结构。
数据要素要正确应用。如果应用的好，会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提升有帮助，关键在于如何把新的技术创新变成改善供给侧的效率的动力。包括新基建，政府如果用钱能用在新基建方面，对于恢复生产来说，是相对好的选择。对中小企业、对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中国数字化的发展战略不仅要看国内格局，还要看国际格局。
李铁：我们发现，在这次疫情阻击战中，那么多城市政府修建的数据中心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而三大通讯公司的手机信令数据的应用，通过健康码认证和行程轨迹查询就可以充分掌握人口流动的轨迹信息，为科学防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因在于海量的数据。
美团、滴滴等各种基于互联网运营的平台公司也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的数据资源，在建立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后，形成了新的数据源。所以，应该充分发挥拥有海量数据源公司的作用，尝试如何通过这些公司提供免费服务，建立服务平台，才是支持中小微企业数据化转型的关键。而对于这些数据平台公司来说，开展各项服务，等于也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市场机会。
沈明高：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双转型”阶段。
一方面，自身的发展阶段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另一方面，与全球一样，数字化推动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双转型”叠加是挑战更是机会，从速度向质量转变意味着增长速度放慢，但数字经济将为转型带来全新的动力和机会。
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据、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平台，包括产品、服务和链接的数字化，以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的所有经济活动。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数字经济提供了新的成本解决方案、新的业态可能和新的竞争力源泉。
从宏观的角度看，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规模经济。从供给侧来看，规模经济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随着产量或服务客户人数的增加，单位成本下降，这个成本包括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数字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或多服务一个客户的边际成本往往为零或接近零，因而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当然，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数字经济也帮助去规模经济，即降低个性化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成本，使其成为可能。
从需求侧来看，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经济、行业和企业的发展空间就更大，这就是规模红利。市场需求规模包括数量（如人数）和质量（如收入水平）。
因此，规模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和中国的数字竞争实力。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主要来自美国和中国就是一个例证，只是这才是数字经济的开始，未来会更加渗透到传统经济的每个角落。数字经济领域的G2（两国集团）格局将逐步形成。不仅仅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看如此，从全球低利率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未来美元资产和人民币资产谁能提供相对较高的资产回报率，谁的配置价值就越高，人民币资产的崛起将与美元资产形成竞争，构成G2格局的一部分。
沈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讨论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义重大。与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我国经济最大的不同是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支持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比如，从数字金融发展的角度看，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在为个人和小企业提供融资渠道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数字支付可以促进创业和收入增长，特别是显著提高农业家庭和从事个体经营家庭的收入、提高家庭抗风险的能力。本次疫情中，网络信贷机构利用大数据风控能力能够快速反应，在不降低信贷审核标准的情况下，更有能力满足借款人的额外信贷需求，发挥了“金融稳定器”的作用，是传统银行的有益互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已经达到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的战略高度，未来将在我国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吴绪亮：新冠肺炎疫情为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按下了快进键，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在对冲不确定性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数字技术增强国民经济的韧性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共识和方向。
十八世纪中后叶人类进入“蒸汽时代”，十九世纪迎来电力技术革命，二十世纪迎来信息技术革命，而当前二十一世纪正迎来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和产业变革的浪潮，发展时机百年一遇。从蒸汽机到电力，从信息技术到数字技术，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均为通用目的技术，通过赋能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来推动变革与增长。中国因为种种缘由而错失前三次浪潮，并留下“李约瑟之谜”这样深重的历史遗憾。
面对这一轮数字技术变革，我们具备很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消费互联网发展基础，拥有一批世界领先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和独角兽创新企业，并且植根于这片规模庞大、充满活力且迫切寻求变革的经济土壤。如何深刻把握通用技术扩散的规律，以云计算和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为突破口，加速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在已经展开的国家数字竞争力竞赛中赢得先机，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和未来经济新版图的重塑均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
张雪琴：从政府角度来说，中央和地方政府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在此过程中如何厘清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来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释放科技及商业创新活力？
吴敬琏：机制问题并不难，最近中央连发两个文件强调改革，强调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要弥补市场失灵。如果能够真正让大家认真的去贯彻，问题不大，经过40年改革，这个基础已经相当的雄厚了。对于企业的发展，中央已经多次下发文件了，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平等竞争、平等取得生产要素，公平竞争。虽然现在面临困难，但大家只要共同面对，定可共渡难关。
沈明高：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数字立法应该是数字化转型顶层设计的核心内容，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就必然要求产权清晰、公平竞争、市场化配置。在立法的基础上，设立数字监督管理局，切实保障各方的权利和责任。
第一，数据标准化。数据标准化是数据化的基础，将碎片化的、不定时的、非标准化的数据集成为完整、动态和标准化的数据产品，可以提升数据价值，包括数据使用和计算的价值。
第二，数据安全。企业要进行数字化转型，本身就是数据的生产者，确保数据安全，是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前提。
第三，数字产权。集成后的数据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提供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建立和保护数字产权，是数据资本化的必要条件。
第四，数据公平。加强数据竞争，所有市场参与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平等使用数据，是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基本要求。
沈艳：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林毅夫教授构建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的良好运行既需要市场竞争来提供准确的价格信号和激励机制引导资源的配置，也需要政府克服经济运行、结构转型升级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市场失灵，主张“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我国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应采取上述阐释为基本原则。
对发达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部分数字化转型，可以交由市场机制主导、政府负责制定清晰规则并完善监督机制；对于我国已经走在世界前沿的部分数字化转型，则需要采取容许政府和企业更多互动的机制，尽快发现转型机制和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一点，2019年底以来人民银行开始推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和即将推动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等，都为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李铁：有关部门提出了推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关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类企业和平台跃跃欲试，准备探索新的模式，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得未来的发展机会。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只拥有有限数据量的中小微企业来说，无论是从人才储备，还是从研发投入，或者从有限的数据规模来说，中小微企业那点微薄的利润都不能够支撑其需要承担的成本，投入和产出完全不能匹配。
因此可以明确地说，让中小微企业自身来完成数据化的转型应该是十分困难的。是不是通过新建的政府平台或者第三方平台就可以解决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问题呢？还是要按照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
吴绪亮：中国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事关全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需要进行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目前国家虽然从新基建、数据要素、上云用数赋智、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等角度进行了政策布局，但是关于农业、制造业、能源、服务业和社会治理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依然存在各自为阵的局面，各部门多头推进，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统筹，重复建设、标准不统一、共性技术平台无法复用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20年全国两会，马化腾先生提交的《关于加快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壮大数字经济的建议》，就明确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由宏观综合管理部门牵头制定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这对于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释放科技及商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在产业互联网国家战略制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厘清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基本准则就是涉及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等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公共政策支持，除此之外都应该交给市场力量来配置资源和创新发展。
张雪琴：从企业角度来说，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必须遵循的经济学底层逻辑和商业模式有哪些？
沈明高：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的底层逻辑是更便捷、更多选择，并为企业带来更高的价值。数字经济具有规模优势，具体体现为交易成本的下降，催生新业态；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可以成为新的竞争力源泉；个性化解决方案，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定价歧视，而是以个性化、差异化为基础。
第一，更低的成本。数字化，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包括搜寻、重复/复制、传输、分享、核实和追踪的成本，使得大规模计算以及以计算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成为可能。
第二，去中介化。交易成本的下降、链接方式的改变，将使得企业和各类组织更加专业化、扁平化和平台化。随着区块链技术等的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直接。去中介化，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交易效率。
第三，提升数字竞争力。从微观的角度看，数字经济将有助于解决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难题，是数字竞争力的核心源泉。信息对称性的改善，将改变营销、广告、包装、品牌和产品设计等方面的实践，提升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
沈艳：我认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时要注意三点：
第一，需要花大力气认清数字化转型某个业务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对一种新的数字化转型模式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如果自己没有完全理解该模式可以成功的真实原因，就要采取谨慎态度。
第二，如果对于行业来说新的数字化模式有可行性，那么本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哪些核心战略优势，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在业务模式的前端、中端还是后端布局，不能因为同行其他企业转型做自己不熟悉的业务反而赚了快钱而乱了阵脚。
第三，认真解读监管部门对于行业发展未来态势的表态，不要相信“法不责众”而存在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去做明知监管者不会认同的业务模式。
李铁：经济学意义上，数据只有形成了海量规模后，才可以发挥无限的潜力，这也是大数据存在的意义。影响中小微企业和所有用户的海量数据规模，并不在中小微企业手里，而是在互联网平台公司手中。因此，解决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的根本不在于中小微企业，而在于拥有庞大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这些公司过于专业化经营反而可能忽视了数据服务能力，原因在于数据供给没有针对需求，无论是对政府的服务，还是对企业和用户的服务。
其实，有关部门颁发的政策等于给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提了一个醒，这些数据未来可利用的空间，在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那些不具备海量数据资源的公司所不具备的，因为他们没有数据源。
从这个意义看，针对中小微企业要对症下药，发挥拥有海量数据的互联网公司的作用，把长期沉淀的信息充分利用起来。例如，支持这些公司建立各类服务平台，或者利用这些公司数据支持平台建设。如果可能的话，给这些公司的数据平台政策支持的同时，要求他们向中小微企业提供无偿的信息服务。
吴绪亮：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候，需要把握的规律性东西至少包括：
其一，对于商业模式的判断，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条件去寻找到最优均衡点的资源组织方式才是最优的商业模式。
数字化转型成功与否，归根到底还是要看转型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结构的变化，特别是资源要素禀赋相对价格的变动。比如，制造业和农业哪个转型更容易？很多人可能认为制造业更容易，因为其信息化程度高，但实践中有时候早期的信息化基础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巨额成本，而农业这样从零开始的领域，如果遇到一个完美的技术与商业匹配，甚至可能呈现爆发式增长。
其二，不管是什么商业模式，能持续产生收益、持续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就是好模式，千万不可不明就里地拘泥于一个所谓的“铁律”。真正的“铁律”，必须有一个明晰的“铁理”。
其三，关键要素的共享复用所带来的范围经济对于企业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这些关键要素可能包括流量、算法及其所依赖的工程师人才、计算能力、数据等等，具体哪些要素能产生足够的范围经济，需要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实践中探索。
其四，回溯历史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行业变化的机遇。关于数字化商业模式的很多争论，到底是真规律还是伪命题，可以通过回溯中国1994年以来的互联网行业发展历史和经典案例的方法来进行检验。
文章来源：腾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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